徽州古水口

        在徽州，几乎所有古老的村庄入口处，都留下人工刻意装点的痕迹：或一丛树林，或一抹尖塔，或一座亭台，或一幢庙宇。这就是在徽州村落整体建筑格局中有“门户”和“灵魂”之誉的水口。
     “水口者，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。”古代风水师缪希雍在《葬经翼》中的这一定义，大体点明了水口在村落空间结构中的方位。实际上，水口具体位置，往往依地形而定。在山区，一般多选在山脉的转折或两山夹峙、溪流左环右绕之地。它距村庄距离，近者几十米，远者一二里甚至更多；有一层水口，也有多层水口。在平原处无山可依，则多选流经村落的河渠下游。徽州民众对水口苦心经营，自然有其用意——因为任何一处水口都具备了这样的功能：
        防卫：无论是山越遗民还是入迁汉人，经历了千余年征服与被征服的抗衡和波及到此的战乱后，都体验到防御在维持生存的诸多条件中的突出地位。徽州多数村落四面环山，人们自然而然都把水口视作“关隘”，由“狮”、“象”把门。天然的形势加上人工的修整，可以大大增强居民的安全感。
       界定：徽州人多地狭，人们因追求生存需要而对土地产生强烈的占有欲，人人都想控制一方他人不能随意染指的生存空间。在基本保持聚族而居状态的徽州，水口即是界定村内、村外两大空间领域的最明显标志。过去村落间械斗，往往是“进了水口就打”、“赶出水口为止”。村中老人过世，女性亲属哭着送葬，走到水口便须返回家中；一堆稻草灰也是烧在水口上。特别是社屋这一专门祭祀社公的建筑，也往往建在水口附近。而社公正是管辖这一方土地的神灵。
       实用：徽州山区的村落多在山坞中，一般正是风道。若有水口的关闭，就可以减轻山风的肆虐，此为防风功能。冬天里“出了水口就冻得没做头（不得了）”是好多村落的普遍现象。而对于座落在半山腰或山顶的村落来说，水口的防止水土流失、山体崩塌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。
象征：在徽州人的观念中，水口的形势状态主宰着村落的盛衰和安危，它是一村居民生死、前程的象征。如绩溪冯村自元代开族以来，“尚未能大而光也”，后“本堪舆之说，因地制宜，辟其墙围于安仁桥之上，像应天门；筑其台榭于理仁桥之下，像应地户。”结果“物阜而丁繁，一时称极盛焉。”此类记载在当地的谱牒中比比皆是。也正是这一原因，过去的族众往往对水口的一石、一草、一木都不敢轻举妄动。
       聚会：随着水口的不断营建，这里就会成为村中风光宜人之场所：溪流潺潺，花红柳绿，塔楼伟立。不仅地方俊彦流连于此，咏答唱和，父老兄弟出作入息，亦咸会于斯，聊天作乐，呈现出一派祥和与宁静。
      导向：就象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那样，当一个外地人在徽州的幽静山野，沿一湾溪水蜿蜓前行。突然两山夹峙，无从觅路。此时，那格外茂密的林木、隐隐约约的楼影又引领着他从狭小入口继续前行。正所谓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这样，水口便充当了他的空间向导。
      在对水口的营建中，徽州各村都煞费苦心。在山腰及山顶的村落，多在村下边种植大片的毛竹和树木。在山坞的村落，为彻底扼住水口，增加锁钥气势，营建方式则多在两山夹峙之处修桥，并在桥两端山上植以常绿树。祁门奇岭村就是一个典型：在狭窄的谷口，建起一座硕大的楼阁，两侧又建有屋宇数楹，构成严密的防御型建筑群。若山谷相对开阔，则除建桥外（有时甚至将笔直的河段特意改成“之”字形），还筑堤，堤上植以常绿树。歙县黄备村即属此类。而在平原无山可依之处，则需另作安排。如歙县棠樾，水口在地势较低的东南角，地势较为平坦，为彻底关住水口，就在此仿北斗布局堆筑了七个高大的土墩，俗称七星墩，墩上植树木，墩尽处为一村诸水尾，跨水建桥，桥上并建义善亭。若村落较大，财力厚实，还常建牌坊、庙、亭、文昌阁、奎星楼、文峰塔等高大建筑。当然，这一切均以风水观念中的“障空补缺”为依据。
      总之，水口虽小，但从中可窥视出徽州居民对自然与人类社会和谐、统一的生存环境的不懈追求。